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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这种傲慢与侥幸，并非美国独有，而是所有超级大国走上下坡路时的共同人性弱点。拿破仑末期，对英国大陆政策的整合能力估计不足，对法军的远征能力又过度自信，导致侵俄战争和滑铁卢的惨败；19世纪的大英帝国，凭借殖民霸权与英镑地位，过度扩张、债务高企，最终因无法维持殖民体系、技术创新滞后，失去超级大国地位；20世纪的苏联，因军备竞赛、财政失衡，最终走向解体。历史反复证明，没有任何一个超级大国能凭借霸权地位，无限拖延危机，傲慢与侥幸，终将导致自身的衰落。

　　所以，技术跃进一旦脱离制度匹配，反而可能加剧失衡，将生产关系的矛盾，即体制沉疴与技术破局的矛盾、资本与民众的矛盾、资本内部不同集团（比如马斯克与达利欧的辩论，实则是技术精英与金融权贵对危机应对话语权的争夺）的矛盾进一步拉扯到极致，直至罗马陷落。尤其是，美国的现行体制，实际上也无法确保AI领域的长跑能胜过中国，这不是“超人”能主宰一切的时代，人类历史上也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时代。